1968年。春。

南郊基地的面积，比八年前扩了整整六倍。

最早那排砖混厂房还留著，被改成了基地歷史陈列馆。馆门口立著一块石碑，上面刻著两行字——“从一千块钱起步”。落款日期是1957年。

新建的研发大楼群从老厂区一路延伸到南五环外，十七栋实验楼、四座无尘车间、两个卫星地面站，外加一座能同时容纳三千名研究员就餐的中央食堂。

食堂二楼靠窗的位置，赵教授端著搪瓷缸子喝豆浆，对面坐著他的副手老钱。两人面前摊著一份生產报表。

“第四代微处理器的良品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三。”老钱用筷子指著表格上的数字，“比上季度提了两个点。月產能八万片，全球订单排到明年三月。”

赵教授放下缸子，擦了擦嘴。“ibm那边什么动静？”

“他们上个月发了新闻稿，说360系列要升级。我让小刘拆了一台样机看了看——”老钱压低嗓门，“跟咱们三年前的水平差不多。”

赵教授没接话，筷子在桌上敲了两下。

“问题不在ibm。”他说，“问题在西门子和飞利浦。汉斯猫和荷兰那边的半导体研究所，去年开始集中攻关光刻工艺。方向判断没错，但他们买不到咱们的深紫外光源。”

“买不到就自己造唄。”

“造？”赵教授哼了一声，“深紫外光源的核心材料是氟化钙单晶，全球百分之九十二的產能在咱们南郊的三號车间。他们拿什么造？”

老钱咧了咧嘴，把最后一口豆浆灌下去。

这就是陈彦八年前定下的棋——不卖成品，卖原料；不卖整机，卖標准。等全世界的科研机构都用上了华夏生產的晶片、华夏制定的接口协议、华夏编写的中文作业系统，再想换赛道，沉没成本大到没人敢动。

事实证明，没人敢动。

1965年，第一批家用电脑“曙光-家庭版”在南郊基地下线的时候，约翰的《泰晤士报》的科技版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做专题，標题翻译过来是五个字——“中文的胜利”。

因为这台售价一百二十美元的家用电脑，开机画面是中文，操作指令是中文，说明书是中文，技术支持热线的接线员说的也是中文。

英文版？有。贵百分之十五，而且技术文档更新要晚三个月。

三个月，在计算机行业意味著什么？意味著你用英文版跑出来的科研数据，等你写完论文准备投稿的时候，中文版的用户已经用新版本把你的结论推翻了。

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主任亲自写信给校长，申请將“基础中文”列为理工科必修课。信里有一句话后来被《卫报》摘出来反覆引用——“如果我们的学生连操作手册都读不懂，我们培养的就不是科学家，是文盲。”

到了1967年底，全球排名前五十的大学里，有四十三所开设了中文课程。其中二十七所將中文列为理工科研究生入学的语言能力要求之一。

剩下那七所没开的，不是不想开——是请不到中文老师。

赵教授团队里有个年轻工程师，老家山东的，有回跟陈彦匯报工作时隨口提了一句：“陈主任，我表弟在公社教书，前两天来信说，县里的中学英语老师全改教中文了——教外国学生。美国来的留学生，在他们县里租了一排民房，天天跟村里老太太学发音。”

陈彦当时正在看图纸，头都没抬。

“正常。”

两个字。

——

1966年春天，陈彦把一份厚达三百页的技术文件交给了邮电部。

封面上印著八个字：“数字移动通信协议”。

邮电部的总工程师翻了二十页就翻不动了，不是看不懂，是手抖。

他干了三十年通信，从摇把子电话一路干到微波中继站。他知道这份文件意味著什么——意味著电话线可以不要了。意味著一个巴掌大的设备，能让北京的工人跟新疆的牧民直接说话。

“陈主任，这个……”总工的嗓子发乾，“这个要铺基站？”

“对。先在四九城铺三十个试验基站，半年內覆盖全城。技术可行的话，第二年推到十五个省会城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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