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书尧握著麦克风，目光没有丝毫偏移，直直迎上讲台后那双带著压迫感的眼睛。

阶梯教室里安静得落针可闻，五百多名学生的注意力全都在这两人之间来回游走，那个站在过道上的学生会干部还保持著指责的姿势，但赵书尧完全切断了与他的视线交互。

“我们既然探討学术，探討古代皇帝的成色，那就得把歷朝歷代对於『圣君』的公共评价標准摆在桌面上。”赵书尧的声音不急不缓，通过音响在宽阔的教室里迴荡。

他大脑里迅速想到了明清两代的內帑和国库支出帐目，这原本是他准备用来写毕业论文的数据。

“歷朝歷代，但凡史书上能被称作圣君、明君的，有一条红线绝对不敢碰，那就是大兴土木、营造宫殿。”赵书尧微微扬起下巴，语调中多了一丝调侃。

“比如汉文帝，想造个露台，一算帐要花费百金，相当於十户中產人家的家產，立刻停工，这就是圣君的含金量，但到了您推崇备至的大清朝，这標准的底线，似乎突然就变成了弹簧。”

讲台上的阎崇年眉头一皱，手指搭在桌沿上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学生想要转换辩论的战场，从虚无縹緲的“气节”转移到了具体的“內政”。

这是一个危险的信號。

赵书尧没有给对方插话的间隙，语速开始加快：“我们就拿您口中最完美的『康乾盛世』，拿被各类古装戏夸上天的康熙皇帝来说。”

“大明朝歷代皇帝再怎么被您扣上『奇葩』的帽子，做木匠也好，修道也罢，基本都老老实实待在紫禁城里，没几个有满天下修园子的癖好。”

“可是康熙呢？”赵书尧左手伸出两根手指，在空中轻轻晃了晃，“大家应该都看过辫子戏，最熟悉的莫过於承德避暑山庄，北京一到夏天有点热，这位圣君觉得不舒服，於是从他真正掌权开始，就在承德大兴土木，修建了这座占地五百多万平方米的超级行宫。”

周围的学生队伍里传来几声极其细微的抽气声，很多学歷史的学生当然知道避暑山庄，但平时很少有人会把它和“昏君行为”直接划等號。

赵书尧看著台下那些开始发愣的同学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：“修一座也就罢了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这项浩大的工程一直持续到了满清末期。”

“我刚才说的还只是承德的一处，他们还在北京西郊修了畅春园，修了圆明园，修了清漪园，出了直隶，江南还有大大小小的行宫。”

说到这里，赵书尧停顿了一秒，目光环视全场，语气中透出一种极致的反差与幽默感。

“合著这大清的皇帝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有两百天在路上巡游，一百天在园子里避暑，这种倾天下之財力，只为了满足自己生活舒適度的大兴土木，放到汉、唐、宋、明任何一个朝代，朝堂上的御史言官能把紫禁城的柱子都撞断，史官在史书上必定要留下『骄奢淫逸、劳民伤財』的昏君定语。”

赵书尧摊开双手，看著面沉如水的阎崇年：“怎么到了您这里，到了当代一些专家的嘴里，这种行为不仅不是黑点，反而成了他们『勤政爱民』的丰碑了？”

前排的几个歷史系男生互相看了一眼，原本因为权威带来的恐惧感，在这种清晰又接地气的逻辑拆解下，开始悄然瓦解。

杨伟坐在赵书尧侧后方，他听懂了，这是一个极其直观的生活逻辑：一个成天拿公款修各种豪华大別墅、到处旅游的领导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好领导？

“赵书尧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……”右侧过道旁的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没忍住，压低声音和室友嘀咕了一句，“咱们专业课讲明代財政的时候，万历皇帝想给皇贵妃修个陵墓都抠抠搜搜的，天天被大臣骂。”

这种小范围的共情开始在阶梯教室里蔓延，学生们需要的不是枯燥的年份背诵，而是这种具有穿透力的逻辑对比。

那个学生会干事意识到气氛不对，想要出声打断：“你不要偏离主题，我们说的是整个朝代的执政素质……”

“我这说的就是执政素质啊！”赵书尧直接转头，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，“拿著老百姓交上来的赋税，去给自己修私家园林，您管这叫素质高？『

“难道歷史评价的標准，到了满清这里就可以无限降低了吗？封建社会两千多年，能被称为圣君的寥寥无几，到了清朝这就搞批发了？”

说完，赵书尧收敛了脸上的笑意，带著一脸平静的期待看向讲台：“阎教授，您说大清皇帝勤政爱民，我请教您，单单是这种近乎疯狂的大兴土木，怎么配得上『圣君』这两个字？就算满清搜颳了前面几千年的財富，有钱造，可最后怎么连自己修的园子都守不住呢？”

阎崇年端坐在椅子上，脸部的肌肉因为强行压制情绪而显得有些僵硬。

他在国內各类大型论坛上纵横了几十年，极少遇到思路如此清晰、直击痛点的后辈，他敏锐地判断出，赵书尧用的正是底层平民最容易共情的“经济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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