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士大夫这边的人，面对吴曄和赵佶的一唱一和，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。

“陛下圣明，通真先生果然好口才，一番话说得蔡某几乎无言以对。

先生方才所言，道理上確实站得住一一道器兼修、知行並进，这八个字，说出去谁听了都得点头。可蔡某斗胆，想请教先生一个问题。”

“先生所说的“实学』，確实美好。一个读书人学会了算学，能帮乡里丈量田亩；通晓了医术，能救活一村百姓。这些蔡某都不否认。

可先生有没有想过，这些事，难道一定要通过“设官』才能做到吗？”

蔡絛的声音显得十分冷静沉著，他辩驳道：

“这科举取士从前朝开始，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这天下盛世，不也是我等士子托举？”

“先生將“实学』说得，好像没有它就不行了，须知，祖宗之制……”

吴曄闻言笑了，蔡絛大概是想为科举制度的神圣性作为註脚，所以把前朝唐朝也拉上，证明科举制度的神圣性和不可改变性。

为什么拉上唐朝，大抵是北宋政权从一开始，就有点底气不足。

从和聊过立下澶渊之盟开始，宋朝就註定被钉在耻辱柱上，永远差了唐，明这些朝代一筹。蔡絛的意思，是想用唐朝的盛世，为科举制度做註脚。

可是他忘了，唐朝的科举制度，跟宋朝完全不同。

蔡絛话音落，吴曄笑了。

那笑声不大，却像一根细针，轻轻刺破了殿中凝重的气氛。

在场不少官员心头一紧一一这位通真先生每次露出这种笑容，接下来必定是一番让人坐不住的话。果然，吴曄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却字字清晰：

“蔡公子说起前朝科举，可前朝科举和我朝科举，能一样吗？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殿中眾人，仿佛在確认每一个人都在听，才继续说道：

“唐朝的科举，卷子不糊名，考生除了写文章，还要向权贵投献“行卷』，求人举荐。

说是科举，实则取士之权半在考官、半在权门。

一个寒门子弟，就算文章写得天花乱坠，若无人引荐，也不过是陪跑一场罢了。”

“可本朝不同。太祖立国之初，便定下糊名、誉录之制，考官连考生是谁都不知道，只能凭文章好坏定去留。

太宗更是广开科举，一次取士数百人，远超唐朝十倍不止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祖太宗心里清楚。要打破门阀的垄断，就不能把取士之权交给人情和门第。所以本朝的科举，才是真正的“唯才是举』。这一点，在场的诸位大人比贫道更清楚，诸位之中，有多少人的先祖是寒门出身，靠的就是这一套公平的制度才得以躋身朝堂？”

不少官员神色微微一动，有人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

吴曄把话锋一转：“可是，既然本朝的科举已经比唐朝进步了这么多，那不正说明了一个道理吗？科举制度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唐制的弊端，被本朝的太祖太宗改了；那本朝的弊端，为什么就不能被当今圣上再改一改？”

“再说近的。熙寧年间，王荆公推行变法，改革贡举制度，罢诗赋、改经义、立明法科，这是不是变？元祐年间，高太后垂帘，旧党上，又把荆公的新法废了，恢復了诗赋取士，这是不是变？到了绍圣年间，哲宗皇帝亲政，重新启用荆公新法，又是变。这几十年来，科举制改了又改、变了又变，何时有过什么“不可变』的祖宗之法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声音微微拔高：“可见，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部不断演变的歷史。每一次变，都是为了让它更公平、更合理、更能选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既然如此，那今日陛下想在科举之外，另设一条伎术官的路子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
“荆公当年设明法科，就是为了让那些擅长刑名律令的读书人有一条出路；

今日陛下设伎术官，就是为了让那些擅长算学、医术、工程、农桑的读书人有一条出路。

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用心。难道在诸位大人看来，荆公当年的明法科，也是动摇国本的祸害不成？”这话一出，殿中顿时安静了。

把王安石搬出来，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段。

王安石虽然爭议极大，但他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分量却很重，支持他的人视他为圣人，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才干。

更重要的是，蔡絛的父亲蔡京，当年正是靠打著王安石变法的旗號上位的。

如果蔡絛现在说王安石做得不对，那无异於打自己父亲的脸；如果他说做得对，那就等於承认了吴曄的逻辑，

变法是可以的，新增科目也是可以的。

蔡絛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一时竞说不出话来。

吴曄看著他，语气放缓了些许，带著几分真诚：

“贫道並非不知祖宗之法的分量。可贫道以为，真正的尊重祖宗之法，不是把它们供在神龕里不许人碰，而是要在祖宗开闢的道路上，替他们把路修得更宽、更远。这才是为人臣者、为人子者应有的担当。”“如今陛下在位，乃是圣人临世。

陛下审时度势，改进弊端有何不好？”

说罢，他朝赵佶躬身一礼，退后半步，不再言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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