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殿里，鸦雀无声。

官员们盯著吴曄的目光，已经能用“择人而噬”来形容。

他们此时已经回过味来一一这场生日宴席，分明就是皇帝和吴曄为他们设下的陷阱。他们一猛子扎进去，反倒落得一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。

而此时，谁敢再站出来反对？

没有人敢在想到对策之前，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。赵佶和吴曄拿科举改革来说事，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讹诈。

你反对伎术官？

好，那我就动科举。你让步不让步？

可那又如何？他们能做什么？

如果皇帝铁了心要推行科举改革，他们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应对的办法。

跟王安石的变法不同。当年王安石推行新法，动的是利益：青苗法动了地主的钱袋子，免役法动了富户的特权，方田均税法动了豪强隱匿田產的便利。

可利益这东西，是可以谈判、可以交换、可以妥协的。你动我三成利，我砍你两成权，最后大家还能坐下来谈。

可今天赵佶拋出来的这个“科举改革”，动的是什么？是意识形態。

科举制度是士大夫阶层存在的合法性来源。

不是皇帝给了他们权力，而是“学而优则仕”这条铁律，定义了谁有资格治理天下。

你一旦动摇了科举，就等於动摇了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这条信念。没有了这条信念，士大夫凭什么凌驾於商人、工匠、农夫之上？凭什么坐在庙堂之上指点江山？

赵佶这一招，等於把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。

你们不让我动伎术官，那我就动科举。你们看著办吧。

吴曄看著一时间被打懵的百官，心中暗笑。他太清楚这些人的底牌了。

朝中的大臣们並非完全没有办法。

以士大夫阶层百年积累的权势地位，若皇帝真的把他们逼急了，赵佶不小心“落水”，或者某位王爷被“拥立”谋反这种事，也不是不可能发生。

这在后世的某个朝代，可是屡见不鲜的“传统艺能”。

可这毕竟是北宋，是朝廷最为优待士大夫的北宋。

在这个政策执行了百多年的情况下，士大夫和皇帝其实都经歷了彼此对彼此的“驯化”过程。士大夫们固然驯化了皇帝，皇帝已经习惯了文人与皇帝共天下，习惯了被文官骑脸输出，甚至习惯了在某些事情上向士林舆论低头。

可士大夫们何尝没有被北宋皇帝驯化？他们比起后世的同僚们，同样缺乏一种“你动我利益，我要你老命”的狠辣。

没错，北宋百年，皇帝卸下的不仅仅是武將的獠牙。这些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们，同样也被这百年的太平与优渥磨去了稜角，缺乏突破舒適区的勇气，更缺乏拚死一搏的血性。

所以，妥协是必然的。

百官妥协了，却也没有彻底鬆口。

郑居中领衔的那一句“臣等遵旨”，说得恭敬，却不带半分热忱。

没有附和，没有称颂，甚至连一句“陛下圣明”都欠奉。

他们就那样躬著身、垂著首，像一排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，姿態上顺从了，可根还死死地扎在土里，不肯鬆动半分。

赵估也不在意。

他要的不是他们的拥护，而是他们的不阻拦。只要他们不在明面上跳出来反对，他就有的是办法把事情办成。

寿宴在一片表面祥和的气氛中走到了尾声。官员们依次告退，走出大殿时，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谈，只有眼神在无声地交匯，

那眼神里有不甘，有警惕，也有一丝尚未消退的余悸。

他们都清楚，今日这一局，输了。

输就输在对方的手段太过刁钻，你跟他谈利益，他跟你谈祖宗之法；你跟他谈祖宗之法，他跟你谈科举改革。每一步都踩在他们最害怕的地方，让他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

而更让人憋屈的是，他们明明知道这是讹诈，却不敢赌。

因为皇帝一旦真动了科举，那就不只是损失一点利益的问题了，那是要动摇根基的。

所以，他们只能忍。

至少等他们回去復盘，想著如何破了赵佶这招再说。

然而，有些事情，一旦开了口子，就再也堵不住了。

寿宴上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当天夜里就传遍了汴梁城。

最先得到消息的，是那些在朝中有人脉的勛贵和富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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